胡适称百年前中国是“睡美人” 贡献在于文物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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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称百年前中国是“睡美人” 贡献在于文物风教

段炼  在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当中,女主角盛九莉曾抱怨道:“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偏偏打上门来。

”  “不喜欢”源于文化优越产生的自负,而“偏偏”一词,则又意味着不得不接受“打上门”的屈辱。 女学生的复杂心绪与敏锐感知,较之当日士大夫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熟滥用语,或许更多几分真切。

通商口岸与不平等条约,带来了晚清民国初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让“门里”的读书人重新打量“门外”的世界。   梁启超回忆,18岁那年(1891年)他经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1908年,在江西萍乡读小学的张国焘,不但已经“确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型的”,还知道“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

  4年后的1912年,毛泽东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他惊奇地发现,在这张巨大的地图上,中国只是偏居一隅,长沙不过一个小点。 而自己的老家——韶山,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据湘籍历史学者陈旭麓考证,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当中,“洋”已经开始取代“夷”,用以描述泰西诸国。 较之古代中国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呼周边族群,“洋”字的客观表述,鄙薄之意已大为淡化。   然而,战争胜利者“打上门来”的步步进逼,反衬的却是晚清中国在“世界”面前的节节败退。   钱钟书为钟叔河编订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所作序言,最为精妙:“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 ”后来,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诸国为“文明”,而自己为“野蛮”之时,“世界”带来的观念震荡,已经相当剧烈。 难怪钱钟书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无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

”  既然“世界”无法回避,那么,中国如何在“世界”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当时一种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中国人在人种上就不如西方,未来只有与西方人“合种通教”,方能转弱为强。   1902年,梁启超兴奋地宣称,20世纪将是“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

易鼐也在《湘学报》上,极力宣扬通过“黄白合种”提升国民素质:“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 ”  与此相对,伴随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彻底排外,则代表了另一种对于“世界”的极端看法。 周作人回忆:“我最早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 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 ”  同一时空里不同读书人心中的“世界”,竟然如此纷繁多歧。   不过,正如蒋梦麟所见,“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所以,中国人虽然极力“走向世界”,但对于西方“世界”仍心存疑虑。   湖南湘潭人杨度也觉察到,当时世界诸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

其实,这并非杨度的个人观感。

游学欧洲的王韬早前就说过:“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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