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宦海风波恶 文心两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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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宦海风波恶 文心两相知

说及,世人无不高山仰止。 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

他的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

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 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 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 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 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

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

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 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

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 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 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

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 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 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 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

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 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 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

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 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

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

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

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

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 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大度的苏轼,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盘石之上!这种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大度东坡奇伟男,绝代风华千古传。

苏轼的博爱大度,与豪放的苏词、隽永的苏文、飘逸的苏字交相辉映,成为国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丽历史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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