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监管的现行立法及其价值,新闻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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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管的现行立法及其价值,新闻法论文

  2005年1月28日,信息产业部审议通过,2005年3月20日施行。   这部行政规章主要明确的是监管部门的职能或者说权力。

明确信息产业部对全国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具体实施备案管理工作。 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到其所在地省通信管理局备案。

  就行业专属管理而言,2014年8月26日,在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再次明确规定:授权重新组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

    2006年5月18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2013年1月30日,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

  这是为保护着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着作权法》制定的条例。

明确规定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该项权利同其他权利一样受着作权法和条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必须取得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才能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权利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保护条例》对于侵权行为全方位规定了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条例中对于专业术语的界定具有指导性功能。

    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经国务院批准发布。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进行了修订。   这是为了加强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而制定的,明确了由公安部计算机管理监察机构负责,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进行安全保护管理。

目的在于保护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公共安全,维护从事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众利益。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附则中的第24条,即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澳门地区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2017年5月2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议通过,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

  这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也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的转载服务和传播平台服务。 通过互联网站,各种应用程序,各类论坛和博客及微博客,各项公众账号,各个即时通信工具,其他种类网络直播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前,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然后才能成为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者,才能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并且,法律不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同时规定,非公有资本也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一)不难看出,我国的网络立法与互联网的几乎同时起步,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现状和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

但是,互联网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理解与接受能力,导致本身就具有滞后效应的立法从制定出台的第一天起就力不从心,或者方枘圆凿。

这就提示我们:互联网立法,包括网络监管立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关注和持续地订立与修改。

这也表明网络监管立法有三个方面路径:一是在传统的已有的法律框架内注入互联网的内容。

二是创立全新的互联网法律规则。 三是通过司法解释将基本法律的现行条款适用于互联网中行为模式。

  (二)如果说,互联网是全球共发展,那么,互联网立法,尤其是网络管理立法在世界范围内都要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没有一个国家有现成的法律标准可以提供,也没有一个国家有成功的法律经验可以借鉴。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法制实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创新的,也是引领世界法制发展的。

2  互联网立法,尤其是网络监管立法一项技术性和专业性极强的立法,既无范本可以参与,也难以将法律学科与互联网专业技术无缝衔接。 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于互联网实际经营主体,大量纳入互联网技术人员参与到立法之中,更多地在立法中采用互联网专用术语,并且有机地与法律既有的规范相结合是网络监管法制宣传的必由之路。   (三)在网络监管立法的框架上,要以人为主线,将网络所有者、经营者、参与者、相关者分门别类地进行规范。 在行为上,要以术为主线,将网络从建立到运营,从经营到参与,从受益到受损都进行专业化管理和规范,制定出具有突出的专业特征和特定的专业术语的法律规范。 在网络监管的法制基础建设中,应当在法学教育中加大互联网知识的教育和训练,应当找到新兴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法律两者间的契合点。

这就需要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同时具备互联网的专业知识,至少是普及性的专业知识。

这需要从事法律学科教育和培训的机构从学生抓起。   (四)在网络监管的司法实践中,在更加注重互联网执法行为的专业性,更加关注专业行为与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从而对这些专业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立法规范更多的是司法实践的技术性总结或者说技术性规范。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时所言:互联网法院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网上立案、在线调解、在线审理,在提高审判质量效率、节省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3  从2017年6月中央审议《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到201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该方案、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再到2018年9月6日最高法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无一不表现出网上案件网上审、互通法网展现专业、联结民心突出便捷、网络治理推动法治。 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立和运作方式不难得出结论:任何互联网和网络监管的立法都渊源于互联网本身,法律不仅不能创设互联网规则,甚至在层面都不能自行适用这些网络法律规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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